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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古籍所:传统法律的传承与坚守

文章来源:未知    时间:2019-05-14 10:11

  

  35年前,全国首家专门从事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各方学者汇聚于此,始终坚守“搜集、整理、研究古代法律文献,传承中国法律文化精粹,振兴和繁荣传统学术”的建所宗旨,兢兢业业,共克时艰。如今,当不少高校古籍所陷入难以独立生存发展的境地,法大古籍所却在不断创新发展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2001年,法大古籍所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起:修健、徐世虹、杨育棠、张大元、沈厚铎。后排左起:郑杰、郑显文、陆昕、刘斌、南玉泉、李雪梅、沈颂金。 法大古籍所供图

  1988年,法大古籍所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刘斌、彭继圣、高潮、张大元、张积、吴仁华。后排左起:万新金、吕立人、马建石、杨育棠、沈厚铎。 法大古籍所供图

  “这个是老高、这个是马建石、这是徐晶石、年轻的这个是沈老师、后排只露张脸的是南玉泉……”已年过八旬的杨育棠仔细端详手中有些泛黄的照片,一一说出他们名字。

  杨育棠,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古籍所)的第二任副所长,作为古籍所的“元老”之一,从不惑之年到耄耋老人,他亲历了古籍所的创立与发展。为了此次采访,精神矍铄的杨育棠准备了8页“发言稿”。

  而他口中的“老高”,是古籍所第一任所长高潮教授,也是古籍所成立的倡议者,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学科建设的开创者。

  在这张拍摄于1988年的古籍所“全家福”照片中,高潮身着中山装,被大家簇拥着。左侧红砖砌成的平房,这是他们早期的“研究基地”,后来几经搬迁,最终落定于学院路校区现在的科研楼A座8层。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于1983年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组建成立中国政法大学)面向全国恢复招生。这一年,杨育棠回到北京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法律古文组工作。彼时,高潮任语文教研室副主任,马建石任法律古文组组长。讲台上,他们向学生教授古代法律文选;下课后,他们在办公室讨论如何整理法律古籍。

  “当时,我国对于古代的法制传统还不够重视,针对法律古籍的整理研究几乎为零,古籍整理研究多偏重于文史哲。”杨育棠回忆称。

  直到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4月提出的“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当年9月向全国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此,因文革停滞多年的古籍整理事业再度繁荣。

  1983年10月,高潮与学校多次协商后,向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司法部递交报告,申请创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一年之后,1984年11月21日,司法部作出“同意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批复,全国首家专门从事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机构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时年62岁的高潮任所长。

  “这是政法大学的第一个研究所,也是全国成立最早的、专门整理法学古籍的研究所。”回望古籍所的成立,杨育棠颇显自豪,“现代立法需要继承古代法律及法学精华,这是建立古籍所的必要之处。”

  在杨育棠的印象中,虽然当时古籍所定员为20人,但在建所之初,实际只有七八个人。人员虽少,却能发挥各自优势。民法出身的高潮、俄文系毕业的马建石、中文系毕业的杨育棠,还有张大元、沈厚铎、徐世虹等学者组成了一支颇具实力的研究队伍。

  到了1986年,古籍所的在职人数已达到16人,汇集了学科多元的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其中包括1985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南玉泉。此外,还聘请了薛梅卿、蒲坚、王宁3位特约研究员“助阵”。

  各方学者汇聚于此,合力共建,为古籍所的品格确立、学风凝聚、研究走向、资源积蓄,奠定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业绩。

  古籍所建立之后,初步确定了三大整理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法制、与法律有关的文章典籍和古代判词。

  为了研究需要,古籍所将司法部一次性拨付的8000元经费,几乎都用于购买图书资料,如今古籍所的《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一批基础性丛书,都是当时由沈厚铎、郑杰等到书店购置的。

  看着两米多高的书柜里满满的书籍,南玉泉对第一任所长高潮将经费用于购书的决定很是称赞,“文科学校就是一座图书馆,这些书都是宝贵的学术研究资料”。

  在高潮的带领下,古籍所同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但古籍研究开花结果,绝非朝夕之功。

  为“恶补”法律知识,就“偷摸着”去听学校的课程;买不到原稿,就去国家图书馆一页一页复印。“没有法律基础,就刻苦学。看不懂,就慢慢抠。”这是杨育棠的秘诀,为了确保对词意的理解准确无误,他曾向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瞿同祖先生多次请教。

  “学中文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注释,更能理解词语的本义;而有法律功底的,从法律的角度注释,又能理解词语的社会含义。时间长了,两者结合,相互融通,对典章制度的理解更为准确。”古籍所退休教授沈厚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1986年,马建石、杨育棠、吕立人、沈厚铎等人着手整理研究《大清律例通考》。他们买来《清史稿》,又将《大清律例通考》复印了七八份,每位研究员拿一份复印件进行整理。由于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抄写工作量极大,经常靠“一把剪刀、一瓶浆糊”搜集基本材料。这些琐碎的工作之后,便是考验学术功底的校勘工作了。

  根据清以前的律书和《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读例存疑》等书,他们对《大清律例通考》的律文和例文进行了核校,笔误和明显的错误径自改正,大多数情况以注释形式标出。杨育棠还记得,他当时负责确定底本、组织分工、研究体例、讨论解决点校中的问题。校注后的《大清律例通考》全书约120万字,他前后认真审稿三次,最终修改定稿。

  经过近5年的努力,《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于1991年成功出版,该书当年获得了国家出版总署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全国法制图书评比”二等奖。

  “那个年代,法律古籍不被重视,古籍整理图书经济效益不好,出版工作有很大困难,我们拟定了不少选题,出版社可以出版哪本,我们就整理注释哪本,并不是先把书写好,再去找出版社。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已编好的书未能面世。”杨育棠说道。

  1988年,古籍所将编撰《中华律令集成》提上日程。全书拟分5卷,总计八百多万字,分先秦卷、汉魏晋南北朝卷、唐宋卷、明卷和清卷,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鹤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新、古籍所马建石、北京大学教授蒲坚和古籍所高潮分别任主编,古籍所成员按学术兴趣参与其中。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出版的只有张友渔和高潮共同主编的《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其他4卷虽已完稿,但并未出版,此后竟连交到出版社的原稿都丢失不见了,对此,杨育棠感到十分遗憾。

  1990年,时年57岁的马建石接任第二任所长。这一年,《中华大典》修典项目正式启动。

  《中华大典》是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的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中华大典》中的《法律典》由张晋藩、马建石任主编,全国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编撰。

  古籍所承担了《法律典》之《刑法分典》的编修工作。《刑法分典》分总论、刑名、罪名等五册,篇幅为九百余万字,主编为杨育棠与张大元。凭借坚持与执着,《刑法分典》由古籍所成员接力参与,经过选取材料、分类编撰、按年排序以及反复修正体例,历时2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

  1999年,古籍所建所15周年之时,八旬老人高潮题词感怀“最喜诸君怀壮志,甘耐寂寥谱新篇”。其实,在20年的漫漫修典路上,有人加入,亦有人离开。

  “所内有同志因为进修、结婚离开,有同志因健康原因退出,也有同志因劳碌多年、报酬太低、出版无望而不愿再干。后来的工作由大元和我合力完成。”杨育棠2003年退休时,此书还未出版。

  老所长高潮曾说:“整理和研究法律古籍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必须具备不怕艰苦、不怕冷落、不为名利、甘于寂寞的献身事业的精神。常言道,‘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应提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杨育棠看来,尽管古籍所当时面临编辑力量不足、无固定经费资助、研究人员流失等窘境,但仍然传承了“扎实、认真、细致”的学风,孜孜不懈。

  2011年,编撰者们终于看到了装帧考究的5卷本《中华大典·法律典·刑法分典》。遗憾的是,为编写此书费尽心力的马建石和张大元均于当年驾鹤西去。

  对于古籍所的累累硕果,杨育棠如数家珍。35年来,古籍所已经相继出版了《中华律令集成·清卷》《中国历代刑法志译注》《盟水斋存牍》《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等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集体成果。

  杨育棠回忆,当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在学校会议上谈到古籍所的科研成果时说:“《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历代刑法志译注》这些书,本科生不看,但研究生、青年教师和搞研究的要看,不能因为本科生不需要看,就否认其价值,否认古籍所存在的必要性。”学校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给坚守古籍整理的老师以莫大安慰。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人才流失等原因,古籍所曾一度进入“沉寂期”。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学校对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视,古籍所再现生机。

  2003年10月,在沈家本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中国政法大学与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与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达成整理、出版《沈家本全集》的意向。

  《沈家本全集》由古籍所第三任所长徐世虹任主编,沈家本四世孙沈厚铎、古籍所南玉泉等任副主编。2010年,沈家本诞辰170周年之际,《沈家本全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古籍所继《中华大典·法律典·刑法分典》之后,又一项以全所之力完成的著作,全面反映了沈氏之学,突出了沈家本于律学、经学、史学、文学、编纂学等方面的成就,为中国法律史、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真实的文献依据,有助于传承中华法律文化。从拟定计划到正式出版,前后历时近八年。

  2017年5月3日,习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留下的一个经典镜头就是翻阅《沈家本全集》。在中国政法大学逸夫楼校史展的展柜里,一套八卷本的《沈家本全集》十分醒目,它集录了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的生前著述。“总书记拿起全集翻阅,他对沈家本很了解,说沈家本先生是湖州人,主要是做刑事法律的……”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如是介绍。

  在徐世虹担任所长期间,古籍所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由她主编的所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是又一项标志性成果。自1999年创刊以来,该刊已连续出版十二辑,是学界率先出版的以法律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因其关注对象独特、密切追踪学术前沿、所刊文章考订缜密等而为学界关注。在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2016年举办的第四届、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分别荣获2015年、2016年度优秀学术集刊二等奖。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柳立言曾撰文提到,该刊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完全专注于基本法律史料的刊物”。

  这些成就和业绩,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认可与支持。经学校促成,古籍所再度恢复了与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的联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古籍所曾与古委会建立并保持过一段学术领属关系。尽管此后双方关系渐趋松弛,但古籍所仍按既有的发展轨迹积蓄实力。2005年,古委会到学校考察,所长徐世虹向与会者介绍了古籍所的科研成果及拟向古委会申报的两个集体项目。古委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决定将古籍所暂列为间接联系单位,拨款用于研究所建设。

  2009年,经过古委会再次考察,古籍所在实体资格、科研成果、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等一系列条件已满足了规定的建设标准,最终成为古委会直接联系单位,这使得古籍所的特色研究在全国性的学术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以古籍所研究人员为主要力量而形成的团队,成功申报了历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并于2012年启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和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工作,这使古籍所在人才培养上真正实现了“跨学科”。

  在35年的发展中,古籍所几代学人秉承“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传统,坚持原创性研究,走在探索的前列。如今,古籍所逐步将工作重点从早期的对基础性法律典籍文献的整理逐渐转向对秦汉简牍、唐宋律令、石刻碑文的深入研究。

  一直以来,包括碑刻在内的古代法律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一项冷寂、艰难而又充满乐趣的工作。每逢节假日,现任所长李雪梅便带领学生外出访碑,“拍摄、整理、解读”已成常态。

  公文碑是古代法律碑刻的核心,与国家行政运转、社会治理、秩序构建、权益保护等紧密关联,是了解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及法律应用的珍贵原生史料。李雪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传统法制传承的基因密码,便隐藏在以碑志为代表的众多本土文献之中”。

  在整理研究之外,古籍所还承担了学校各个层次的教学任务,坚持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力求以科研支撑、反哺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

  在本科生教学方面,除承担中国法制史必修课、中国法律史研讨课之外,古籍所老师还先后开设了法律考古、中国古代判词等16门全校通识选修课。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古籍所为中国史专业历史文献学、古代史和社会史3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法律文献学、传世法律文献研读、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古代石刻文献等二十余门课程。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科研和教学,学校科研处、教务处、研究生院等各相关部门给我们创造、搭建了很好平台,提供了诸多切实的帮助,让我们在科研和教学中,能坚守自己的研究兴趣,施展自己的特长,并应用于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活动。”李雪梅说。

  当前,在一些高校古籍所难以独立生存发展的情势下,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所正在不断谋求创新发展。

  1月1日,古籍所官网“中华法制文明虚拟博物馆”板块正式上线,以精美图像和专业视角,复原、解读中华法制文明发展演进历程,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让沉睡的法制文物“活起来”。

  在2018年秋季学期,研究生跨学科课程“法制文物与图像研究”如期开设。课程设立的宗旨之一是鼓励学生发现、寻找、拍摄中国法制文物,参与到“中华法制文明虚拟博物馆”的建设中来。

  与此同时,古籍所微信公众号从1月1日伊始,每日推送“法制文物日历”。“日历”的基础是古籍所师生合作撰写的《法韵中华》“日历书”。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戴建国称之为“用心血浇灌的一份独特的台历”。广东嘉应学院教授陈其斌对其评价是:“一年365天,呈现和解读了365个沉甸甸、古拙可爱、妙趣横生的金石法制历史文化……名为日历,实为经典,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据了解,这样的创意旨在“普及传承中华法制文明,树立法治自信、制度自信”。通过线上、线下等途径讲述文物中的法律故事,激发人们对中华法制文明的兴趣,也为构建本土法律话语体系提供充足的历史养料。在李雪梅看来,“学术成果不应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以最严谨、专业的素养,回馈社会大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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